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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研究的展望 在2019年中，我们有面对新兴体式的茫然与欣喜，也有偏离正常轨道的惶惑与不安，更有身入艰深却郑重之领域的自省与自决。

（四）其他需要听取意见的事项。二次世界大战后，先期工业化国家都遇到了犯罪高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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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必须坚持充分的协商、合意、交流和沟通。（12）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下列事项的意见，并记录在案：（一）涉嫌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规定。因此，《指导意见》的颁行，意义非常重大。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情节，同时认罪认罚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相对更大的从宽幅度。

人民检察院依照前两款规定听取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提前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必要的便利。（3）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五、由红到专嬗变之原因 以上只是梳理了法官职业红专标准的确立过程，以及由红到专的演变概况。

拟任中级法院法官，应当具有3年以上法律工作经历。[xxx]《雷（经天）李（木庵）等关于司法工作检讨会议的记录》（1943年12月10日），陕西省档案馆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档案号:15/96。1949年革命军事斗争取得全面胜利并建立人民共和国之后，延安时期所确定的红的标准之所以还能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执行，就因为非常政治状态并未随着军事武装斗争的胜利而结束。[xlii]同年9月，在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首届学员开学典礼上，新任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指出：根据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的精神，我们正在起草法官法，从法官的录用、选拔、考核、晋升、培训、管理等方面，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

[xxiv]据统计，2013年我国法院内各类工作人员已经达到33万人，[xxv]按其中60%的人员具有法官身份计算，则2013年我国法官人数就有19万8千人。当然，作为一个受人治传统浸淫千余年的人口大国，从思想上和规范上开始摆脱人治、走向法治，再到在法治轨道上平稳运行，这中间需要很长的摸索与磨合过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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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院长、副院长也是法官，同样要承担裁判案件之审判职能，要求他们具有专的品质，无疑体现了法官专之要件的平等适用原则，此举有利于提升并强化整个法官群体的专之品性，亦能更好地向外界展示法院专之形象与气质。此等规定第一次以立法的方式确定了法官制度改革应朝着员额制方向前进，而它也正是当下正在进行中的法院员额制改革最为重要的一条法律依据。运动得以发生的原因就决定了运动的目的。用谢觉哉的话来说就是：革命，是推翻反革命的法的（维持反革命秩序的），所以革命者不爱谈法。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2014年决定），要求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日常政治是由改革开放引发的当代中国政治裂变之结果，市场经济的归位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经彭真委员长和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批准，并得到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支持，我们创办了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与此同时，还采取了多种短期培训方法，轮训干部。没有这个改革，坚持依法独立审判，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依法办案，都会变成空话。

修订后的法官法第12条第1款是：初任法官采用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并且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xxix]汪世荣等:《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7-1949）》，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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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共中央在结束文革这种非常政治之后致力于回归日常政治，就不可能有法官职业由红到专的嬗变。管人与管事脱节，不利于选拔优秀人才充实法官队伍，保证法官队伍的素质。

根据这个构想和法院的实践经验，法院需要进行一些重要的改革，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x]董必武文集编辑组:《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89、92页。1995年法官法第38条第3款规定：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辞退：……（三）因审判机构调整或者缩减编制员额需要调整工作，本人拒绝合理安排的。[xl]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原靖边裁判员贾登恩及安塞代裁判员马能彪因工作不适宜，调回学习，并派贺晓成、刘临福前往接替裁判员的任务。德国法律思想家施米特曾指出：一切法律均是‘具体处境中的法（Situationsrecht）。

[xxxviii]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7页。然而，1943年初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的雷经天，上岗伊始就审查边区高等法院1942年的工作，认为这一年来边区司法工作犯了严重错误，如思想上闹独立、业务上教条主义、作风上文牍主义，一场轰轰烈烈的检讨李木庵司法改革的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并在1943年底达到高潮。

[xx]应当说，不同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独立的工资系列，乃是法官职业专标准的外在物质要件，它一方面承载着法官职业专的品格，另一方面又为法官职业始终能维持在专的层次而不下坠提供经济保障。1995年之后，我国的法学教育获得了飞速发展，[xxii]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与日俱增，完全可以满足法官市场化选拔模式之需要。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内中要求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他一切反动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尽管那时也制定颁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等有关司法的法律法规，但由于当时不仅司法机关的干部特别缺乏，而且裁判部一部分工作人员，缺乏工作经验，缺乏法律知识，因此在工作上常发生许多困难，更由于当时以适应革命战争为司法机关的工作中心任务，[ii]所以，在那个时刻面临着军事围剿的烽火岁月，尽管建立了形式上的法院组织，但有关法官职业认定这种司法技艺问题尚来不及提上议事日程，更未达成某种社会共识。

第二天即10月10日，毛泽东回信指示必须对黄克功处以极刑，并说道：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如果法官大众化现象死灰复燃，那来之不易的日常政治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非常政治很有可能随之东山再起。1943年12月，在一次批判李木庵司法改革的会议上，他直言不讳地说：判决独立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独立只是出庭的时候不受干涉，但判决是断不能独立。相反，土改镇反反右文革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全国政治气氛依然笼罩在区分敌我的高度紧张状态，人民每天面对的照样是无法安居乐业的非常政治。

无论是法官遴选机制还是法院组织架构，都决定于现实的政治与国家政制，正所谓法律发展史是政治发展史的一部分。[xxxvi]这段判决理由书中，革命是个关键词，黄克功枪杀刘茜就是破坏革命，而破坏革命就是汉奸，而汉奸当然只有死刑一条路。

不过，在延安时期各级法院系统贯彻执行这种红的标准并非一帆风顺，它一度被李木庵、朱婴、鲁佛民等具有丰富法律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推行的司法改革所打断，而法官专业化和审判规范化正是此番改革的核心主张。对法官来说，面子是职业化，里子是专业化。

（2）对法院院长、副院长明确提出了专的要求。[xlix][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不过，即便修订了法院组织法、制定并进而修订了法官法，以法律的方式明文规定法官须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且此等专之要求愈来愈高，但事实上要在短期内快速祛除历经几十年沉积下来的法官大众化现象谈何容易。李木庵本人也于年底黯然辞去代理院长职务，改革付之东流，旨在迈向专业化和规范化的司法改革在边区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延安法官重新回到了突出红的最初标准。随后即1944年1月，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委员会上以政府工作总结的方式正式宣告，过去李木庵等人推行的司法改革脱离边区和边区人民的需要，强调边区的人民和政权是一种革命三民主义的人民与政权，旧型司法制度和旧型法律，自然就不能不顾实际地硬搬，主张审判人员必须具备充分的群众观点与对敌观点，把制裁汉奸、反革命当作中心，把保护群众当作天职，声称司法干部，尤其是领导人员与审判人员，必须选择忠实于革命三民主义、愿意切实联系群众与公正不私的干部充任之。但是，40多年来，我国还没有一部体现法官这种特性的专门立法……正因为没有一部适应法官特点的专门立法，所以长期以来，对法官一直作为国家行政人员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主要是：不利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严肃执法。

此等嬗变不只是法官职业上的一大步，亦必将是我国法治发展史的一个转捩点。然而，无论是革命还是汉奸，它们都是政治色彩异常鲜明的政治化标签而不是法律。

与此同时，作出死刑判决的主体并不是边区高等法院，而是中央与军委。在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法官职业一度消失，此诚红的标准在法官职业身上执行彻底的极端后果。

黄克功案的整个处理过程与其说是法律化过程，毋宁更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政治化过程。显而易见，新一波司法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职业化的法官制度。